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中国工会也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70年里，无论是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时期，还是在激越奋进的改革开放征程上，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始终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投身波澜壮阔的工运事业，展开了一段段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组织动员职工建功立业的生动实践。

今天，我们邀请了6位退休的工会主席，讲述他们在工会工作的岗位上，长年执着坚守的故事，重温那激情燃烧的年代，无数职工“娘家人”的精彩人生故事。

下岗职工的“留守主席”

潘兰英，曾担任湖北黄石市丝绸厂工会主席，黄石市总工会“潘兰英职工维权服务热线”负责人。这条热线打响了全国第一个以全国劳模命名的职工维权热线品牌。她坚守清贫、四处奔走，为特困职工找工作、谋出路，被誉为困难职工的“贴心人”。2009年，她当选“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

我的故事

我年轻时在黄石丝绸厂工作，从挡车工、班长、车间党支部书记，到1992年起开始担任厂工会主席。1994年，企业停产，我成为留守工会主席。那年我35岁。

665名职工面临下岗，161名退休职工也失去了依靠。当时我流泪了，但我告诉自己要坚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工会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责都不能“关闭”！

那段时间厂长找到我，说厂里决定以老厂房的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贷款作启动资金，要我盖上工会的章。老厂房和地产是集体财产，是全厂下岗职工的希望所在。把家底全抵押出去，职工安置怎么办？

我对厂长说：“地产抵押要职代会讨论通过，我没有权利擅自盖章。”厂长一下子火了，拍桌子冲我吼。从那天起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一直将工会的图章揣在身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直到政府出面协调，通过有偿转让老厂房，解决了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在职工人10年的社会养老统筹金。

在担任留守工会主席的6年时间里，我自己的日子也十分拮据。除了厂里发的一些衣物代卖品外，每年我领取的现金只有500多元。但只要职工家里有婚丧嫁娶的事，我都会代表工会去看望，我要让职工们知道，企业虽然停产关闭了，但党组织还在，工会组织还在，希望还在。在我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有170多名下岗职工找到了新工作，200多户特困家庭得到了救助。几年下来，我仅有的4000元积蓄也花光了。

2000年9月，我被调到黄石市铁山区总工会任副主席。为方便困难职工与工会联系，2002年铁山区开通了“潘兰英热线”，作为职工的救助电话。我再次拿出当年为下岗职工求职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继续奔忙。

2005年9月13日，随着我被调到市总工会工作，黄石市总工会“潘兰英职工维权服务热线”开通。当天，我们接到电话60多个，接待来访职工20多人。职工们的这份信任，就是沉甸甸的责任。

当了20多年工会干部，我喜欢这个岗位。每当通过我的努力，职工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记者手记

“职工的诉求就是我的责任”，不论是作为企业留守工会主席，还是“潘兰英职工维权服务热线”负责人，她始终坚守着这一信念——从35岁开始，便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倾注到帮扶困难职工等工会工作中。她说，“能为职工解决难题，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些许贡献，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收获。”

智勇双全“杨主席”

杨丽，历任昆明市总工会副主席、主席，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巡视员，先后被评为昆明市特等劳动模范、云南省劳动模范等。2006年获“全国工会十大帮扶标兵”，2008年获“全国工会帮扶工作突出贡献者”等荣誉称号，2009年当选“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

我的故事

工作40年，我基本都在干工会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从云南汽车厂工会副主席、主席到昆明市任市总副主席、主席，再往后当过云南省总副主席、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其间，一直担任市总主席到退休。

昆明市的困难职工帮扶工作从1996年开始。当时财政还没有专项帮扶资金，我们就想到“向社会要支持”。但靠社会力量还不够，我开始向市政府要帮扶资金。

记得有一年，我们向政府申请每年拨出500万元帮扶资金，市政府开会研究请我参加。当时参会的领导们问了我一个问题：要这么多钱，用在哪里？我想了想，给他们讲了几个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上世纪50年代全国劳模陈健保老人的。

陈健保所在的企业没了，失去生活来源，80多岁了，靠拾荒为生。他是广西人，与人沟通交流不畅，结果被送进流浪人员收容站。我得知后，赶紧到收容所把老人接出来送回家，到他家一看，家徒四壁，墙上挂着一幅几十年前毛泽东主席接见他的照片……

听完，几位领导语气沉重：“杨大姐是在为我们党委、政府分忧，工会是在帮我们做社会稳定的工作。”

干好工会工作，既要有智也要有勇。昆明工人文化宫地处市中心，寸土寸金。2008年昆明市要拆掉文化宫，把地拿走。在全总、省总的支持下，我以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和他们博弈，对市委书记说，要拆文化宫可以，有四个条件：要有全总、省总的同意批复；要在主城市中心选址置换；要先建后拆，新文化宫不建好，不能拆；要一次性建设到位，形成“交钥匙工程”。

后来，我干脆带着相关法律去找领导，重申：“文化宫属于工会资产，政府不可随意处置。”市里最终接受了市总工会提出的意见。

谁知后来又有了新难题：新文化宫的内部设施、设备要工会去拉赞助解决。

我最不怕的就是困难。于是，带着工会干部四处“化缘”，收到28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

顶着压力，新文化宫在距老文化宫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的市中心重建了，很大、很漂亮。我在昆明市总负责了整整20年，工会土地没有丢失一寸。

记者手记

“智勇双全”的杨丽，把全部身心扑在了工会事业上。她认为，工会干部需要同时具备良知、勇气、智慧、激情四个要素，这也是做好工会工作的标准。

2010年5月，杨丽退休了。但她“退休不退志，离岗不离党”，推动组建了昆明市“老工会工作者协会”。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也就只会干一件事，这就是工会工作。”

开发区的“苗大侠”

苗丰仁，作为被抽派的第一批干部，筹建了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开发区的劳动人事局；1997年任大连开发区总工会主席；2004年，大连市开放先导区成立后，担任区总工会主席。200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2007年获辽宁省“十大感动职工人物”。

我的故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也马上70岁了。我很庆幸，伴随着新中国一路成长。

我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是1984年。那一年，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开发区成立了。我被派去主持开发区的劳动人事局工作，后来当上了工会主席。

大连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外资企业多，劳资矛盾复杂。从1984年到今天，我担任过三次停工事件的总指挥，调处结果，职工都很满意。

我认为，工会要依法维护好职工权益，一定要把基础工作放在平时。比如每年职工工资递增应有科学参考，我提出区域内单位工资增长的指导线，为区域内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参考。我在任时，辖区里职工工资涨幅没有低于6%。

法、理、情，这三个字是我当工会主席的原则。职工选我来当“娘家人”，我哪能不向着、帮着家人？

记得2001年，开发区一家规模万人的日本企业，员工因为上班晚了，被管理人员采取了侮辱人格的惩罚措施。我收到投诉，马上找到企业。那时区里20万名职工都知道了这件事，都盯着工会怎么解决。我当即表示，任何涉及侮辱职工人格尊严的事情，都是不受中国欢迎的。我是工会主席，我们是职工的家人。

企业一方看到我的态度，沉默了。我紧接着告诉他们三条意见：第一，向员工道歉；第二，给予医疗费和精神补偿费；第三，当事管理者卸任，限期离境。

当时的党委领导也表示“赞成工会意见”。我感觉，中国工会有了党的领导，有了政府支持，才能依法维护好职工的权益。

当然，我们工会干部的硬气也是有礼有节，在和外商谈判时底气足，争取到的利益才足。我们后来还在外资企业中开展了劳模评选、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表彰等工作，引导外商主动依法维护职工权益。

只有依法维护好职工利益，保证企业和谐发展，社会才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才能发展。这是工会人的责任和担当。

记者手记

苗丰仁曾数次为了职工权益和外资企业据理力争，也曾大胆创新、敢作敢为，为开发区工会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他曾作为职工代表，赴台湾地区处理职工交通事故，也曾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一员，参与争取国际劳工组织理事席位……

这位被称为“苗大侠”的工会干部说，职工的信赖是干好工作最大的支撑：“如果再当工会主席，我的位置依然在职工这边。”

困难职工的“贴心大姐”

谢桂云，2003年3月调至陕西韩城市总工会工作，11月任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任韩城市工会主席期间，她带领韩城工会干部推动企业建会，积极为职工群众维权。她提出了“铜头铁嘴，橡皮肚子飞毛腿”的工作精神，尽心尽力为职工服务，被职工誉为“贴心大姐”。2008年、2009年，她连续两年荣获“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荣誉称号。

我的故事

2003年，我从乡长任上到韩城市总工会任主席。上任时，我就承诺要彻底改变工会面貌，尽快把民营企业的工会组建起来。

上任后第三天，我遇到3名情绪激动的老职工向市长反映问题。他们是原药厂职工，工厂停产后档案丢失，到了年龄办不了退休手续，跑了几年也没结果。我当即表示，这事我管定了。

那段时间，我带着他们到劳动人事局办手续，去档案局查材料，跑养老中心补交养老保险，最终帮他们妥善解决了问题。这是第一次让我觉得做工会干部很有成就感。

2004年时，韩城民营企业有三四百家，仅煤矿就有105个，焦化厂70多个，农民工至少3万人，但只有一家建了工会。于是，我带着工会干部进企业给职工普及工会知识，让职工知道加入工会的好处，比如，受伤、维权找谁？找工会！随着职工呼声高涨，市委支持，很快就打开了企业组建工会的新局面，特别是吸引了一大批农民工入会。

2007年腊月，韩城下大雪，100多名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围堵了一家企业。我赶到现场，得知这家企业3年前欠了农民工69万元工钱。3年来，农民工四处讨要，光路费就花了上万元。无奈无望之下，才决定采取这种方式。

看着农民工们被风雪冻得通红的脸，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大声对他们喊道：我是工会主席，我来帮你们，一个星期内保证要到工钱。我把办公电话和手机号告诉他们，让他们有问题直接找我。

当天，我就带着几名农民工代表四处奔走，寻求解决办法。在得到企业清还欠账的承诺后，我提议企业和承建方把分别拖欠的62万元和7万元打入工会账户，由工会代发给农民工。小年那天，100多位农民工拿到了工钱，给我们送来了“民工之家 一心为民”的锦旗。

为职工维权，首先要明白职工诉求。只要什么都想着职工，问题就好解决。当工会主席10年，我处理的棘手事有270多起，处理职工赔偿8000多万元，没有一起事后再起争议。

工会这个舞台是我一生的大舞台，工会主席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记者手记

谢桂云47岁走上韩城市工会主席的岗位，凭着“只要有群众基础，职工事一定办得了”的信念，不计个人得失，将韩城的工会工作推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党政的好帮手，职工的贴心人，企业离不开的人”。谢桂云感慨，“当工会主席这些年，最愿意听的话就是‘相信你’！”

2013年退休后，她承担起韩城市慈善协会的组建、发展工作。当初受过她帮助的焦化厂职工，也走上了公益岗位。她觉得，职工们愿意继续跟着她走，就是对她的最大信任。

农民工的“110”

曹晓斌，1999年任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工会主席，直至2018年退休。他全力建会、大胆维权，特别是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作为突破口，维护农民工权益，将“有困难找工会”的品牌叫响，被大家称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110”，入选“全国维护农民工权益十大标兵”。

我的故事

山西省太原市北格镇有18个行政村，大小企业有300多家，农民工最多时达3万人。当时，乡镇企业发展不规范，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比较严重，每到过年时，常有农民工因此到镇里上访。

我因为工作中有办法，人送外号“推土机”，所以有什么麻烦事就让我去解决。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临危受命”当了工会主席。

为解决农民工被欠薪的问题，我印了5万多张名片，挨家挨户发给企业里的农民工，上面写着“有困难找工会”和我的名字、电话，后来干脆连照片也印上去了，24小时不关机。

镇里有规模的企业每月发工资的时间，我一清二楚。日子一到，我就骑着自行车上门监督。也曾有老板雇人准备“收拾”我，但被工人们知道了，他们齐心协力，把雇来的人抓住。这样的事情，我也怕，但有了农民工的支持，我底气很足。

起初，全镇300多家企业只有38家建立了工会。我逐个企业“过筛子”，发动企业老板建会。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非把他“磨”下来不可。如今，北格镇的工会组建率、农民工入会率、集体合同签订率始终保持在100%。

为了规范工会主席的人选问题，我抓住工会换届的时机上门指导。那几年，光自行车就骑坏了五六辆。现在，北格镇企业的工会主席都是由职工选举产生。通过企业工会的规范运作，企业老板慢慢感到，职工选出来的工会主席在职工中有权威，企业遇到困难，由工会主席出面沟通，能得到职工理解，帮了企业不少忙。

2008年汶川大地震，镇里很多企业的川籍农民工家里受灾，我帮他们联系了5辆大巴车返乡。当时，回去是5辆大巴车，回来是13辆。有企业老板主动腾出厂房给职工和家属住，院子里起了大灶给大家做饭。还有不少社会人士都献出爱心，想办法安置他们就业，给孩子们联系学校。

企业对职工真心实意，职工家里遭灾能主动回来继续生产——这样和谐的局面就是对工会工作最好的褒奖。

记者手记

退休后的曹晓斌始终没有更换电话号码。他说：“万一有职工需要帮助，我还能尽尽力。”至今，仍有人因为在网上看到他是“全国维护农民工权益十大标兵”，找上门来求助。“工会干部这个工作，一干就上瘾。一天到晚连做梦都是这些事。人家都说我有‘职业病’了。”

有人笑话曹晓斌：你得这一堆铁片片（奖章）有啥用？他回答：“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誉，拿钱换不来！”

外企里的“王大哥”

王远文，英格索兰（桂林）工具有限公司（美国独资企业）原工会主席，被誉为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优秀工会干部。2010年，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开展向王远文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广大工会干部以王远文为榜样，恪尽职守，心系职工，敢于维权，善于维权。

我的故事

1971年10月参加工作时，我17岁，在桂林风动工具厂做统计。1998年，我遭遇了人生中一个重大变故——企业改制了，成了美国独资企业英格索兰（桂林）工具有限公司。作为改制前的老员工，职工们选举我当了工会主席。2003年和2008年，我又在两次换届选举中全票连任工会主席，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

我干了16年的工会工作，要说印象深刻的，就是三次走上法庭帮助职工打官司。过程虽然艰难，但每次坚定地站在职工一边，依法为职工讨回公道，真的很快乐。我的这段故事还被搬上了大荧幕，拍成了电影《咱们的工会主席》。

当工会主席这些年，我就喜欢骑着自行车去职工家里串门，几十个住家转一圈就是一百多公里。公司130多名退休职工，没有一家我没去过。我先后帮助100多名职工成功维权，曾给企业行政提交了350多份工会建议书，写下了60多万字的工会工作日记。

在企业里，职工们总喜欢喊我“王大哥”，听着很亲切。干群众工作，就得“情”字当头，我甘愿当职工的“孺子牛”。

在我们的积极争取和大力推动下，公司经营管理模式不断改革创新，随着工会主席列席行政办公会、职代会审议公司管理制度等制度机制的建立完善，职工诉求得以较好地表达，工资福利和文化生活不断改善，劳资矛盾明显减少。公司行政方也认识到，依法办事，尊重工会的地位，劳资关系就和谐，发展动力就足，从而更加重视发挥工会作用。

当了这么多年工会主席，最让我自豪的是，一度劳资关系紧张的企业，如今成为劳动关系和谐的典型。

2014年，我退休了。桂林市总工会热情邀请我继续工作，给我开设了一间“王远文工作室”。工作室不大，但责任挺重，主要任务是给职工就劳资纠纷答疑解惑，提供帮助。在这间工作室里，职工来谈心反映问题时可以坐一坐，那感觉就像回到了从前。组织让我发挥余热，我得继续好好干。

记者手记

谈到以往的经历，王远文说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打通与职工之间的“心墙”。

王远文分享自己的最大体会是：工会干部在自己本职岗位上必须用心、谋策、共赢。要用心作为，视一线员工为兄弟姐妹；要主动为职工谋划，寻求事半功倍的履职方法和路径，并善于实施；而最终目的和最佳结果，是达到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共赢。

立信、存仁、习俭、力勤、守谦，这是王远文给自己写下的人生格言。

来源：工人日报 | 记者：陈昌云 庞慧敏 张锐 郝赫 郑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