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的情感需要“理性”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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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和情感通常貌似是相悖论的两个问题。从18世纪中后叶到1810年，假浪漫主义的感伤风气弥漫了整个英国文坛，最为明显的当属小说。直至1811年，简·奥斯丁的处女作《理智与情感》犹如一柄现实主义的利剑划破了英国文坛上空的假浪漫主义迷雾。小说以埃丽诺“理性”的感情和玛丽安“感性”的感情风波为主线，辅以爱德华、布兰登上校、威洛比、詹宁斯太太等人不同的理智和情感处理方式，讽刺性地对比了“理智”和“情感”的关系，提出了情感应受制于理智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小说的女主角埃丽诺礼教周全，思维清晰，不随意附和他人的观点，总是站在客观和他人的角度进行理性分析。在感情生活里她也是一个理智占主导的姑娘。同埃丽诺形成对比的是她的妹妹玛丽安。玛丽安聪明机灵，美丽大方，但她却拥有可以称得上泛滥的多愁善感，并且对爱情抱着富有浪漫色彩而又不切实际的幻想。

埃丽诺并不像玛丽安那样率性而为。她时刻谨言慎行，客观地看待评价周围的人和事，并且尽量做到不喜形于色。比如，当她得知爱德华和露西订婚的事实，没有像玛丽安那样长久地沉湎于悲痛之中，“她（埃丽诺）觉得，即使现在，就在她忍受这沉重打击的头一阵剧痛之际，她也能尽量克制自己，以防母亲和妹妹们对事实真相产生怀疑。就在她的美好希望破灭后仅仅两个小时，她就加入她们一道吃晚饭……”。她一直在用理性的思维来约束自己情感的走向，作者大篇幅地使埃丽诺处于一直压抑失恋之痛的状态下，到后来峰回路转，爱德华与她终成眷属，这样强烈的反差更衬得埃丽诺结局的幸福，也突出了整部小说的主题——只有感性受制于理性的感情才能得到美好的回报。

相反的，玛丽安在最开始任性而为，完全不能、也不想去控制自己的感情。在威洛比突然离去后，玛丽安长时间地处于极度的悲伤之中，完全不顾母亲和姐姐的关心，黯自神伤，这与埃丽诺失恋时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她滑稽模仿出来的难以自控的悲伤即是作者对这种行为最好的嘲讽。在玛丽安从确认威洛比的背叛中缓过来后，她认真反思事情发展中威洛比的轻浮、自己行为的不谨慎，“……早在我恢复到可以说话之前，我已完全能够思索了。我细想过去，发现自从我们去年秋天与他开始结识以来，我的一系列行动对自己是轻率的，对别人是不厚道的……”。作者在最后安排她嫁给了布兰登上校，过上美满平静的生活，也是对这种以感性为主的思维转变过渡到理性思维的肯定。

简·奥斯丁并不仅仅只是想单纯地在小说中讽刺种种非正确理性的行为，而是想借着作品，透过作品里的典型人物，对当时假浪漫主义感伤派小说进行抨击。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前十年，由于英国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的英国文坛也迅速被这种感时伤怀的乌烟瘴气所环绕，一直被以范尼·伯尼为代表的庸俗无聊的“感伤派小说”和以拉德克利夫夫人为代表的“哥特传奇小说”充斥和占据着。这一时期，简·奥斯丁的小说打破常规地展现当时还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冲击的英国乡村恬静的田园风光和小镇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以其清新自然而又理性的光芒照射出哥特小说、感伤小说的矫揉造作，使二者失了去容身之地。

透过埃丽诺、布兰登少校、玛丽安、威洛比、约翰·达什伍德等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比如约翰·达什伍德夫妇在谈论要不要资助继母和三个妹妹，一个强词夺理，一个言听计从，作者并没有展开过多的形象动作描写，仅仅通过简短的一席对话，两个冷漠自私的守财奴形象便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对夫妇破例宴请米德尔顿夫妇，“这里没有出现别的贫乏，唯有言谈是贫乏的”，作者抓住一切可能，见缝插针、不遗余力地讽刺了当时的文学风气。